聽到湖南教授做職稱評委開房收錢消息的那一刻，北京一所著名高校教育學院的宋濤教授沒有感到絲毫意外。

　　幾年前，他就聽一位在外地高校任教的評委朋友抱怨，每年臨評前，家里來客總是絡繹不絕，都是全省托各種關系找上門來的，每次都是在家接待到凌晨三四點，嚴重影響了家人休息。

　　“存在即合理”，在宋濤教授看來，一邊是千軍萬馬擠獨木橋，一邊是對掌握生殺大權的評委缺乏監(jiān)督，“如果不把偏離的評價指揮棒撥回來，丑聞的發(fā)生難以禁絕”。

　　學術GDP凸顯行政化之弊

　　參與過多次評委工作之后，宋濤教授越來越有一種“被綁架”的感覺。

　　宋濤感覺，評審看似都由專家來完成，但實際上最重要的事情都是按照行政化規(guī)則進行。

　　比如申報者發(fā)表了幾篇文章，是否符合條件，打分的等級都由行政人員做好，最后發(fā)給評委的就是一張滿是數(shù)目的紙，比如說一位作者發(fā)了4篇文章，出了一本書，拿了一個課題，“評委們看到的都是數(shù)據”。

　　打分的標準是由論文發(fā)表的數(shù)量及論文發(fā)表期刊的檔次決定的，至于論文在講什么內容，專家評審時卻難以發(fā)掘，“有的地方在評審職稱時，甚至只要求提供論文封面和目錄的復印件”。

　　拿到數(shù)據之后，根據學校下達的指標評議，再根據打分定出基本排名，最后考察面試時再平衡一下。

　　在宋濤教授看來，這是一個很滑稽的角色，“第一是數(shù)數(shù)，第二也變成行政人員的一部分，因為平衡本身就是政治學的概念”。

　　宋濤認為，簽字的都是學者，行政人員沒有在任何一個環(huán)節(jié)簽字，但這一切無法遮蔽行政化主導的“指揮棒”，簡單化、指標化對待教育，而專業(yè)的學術評價則被淡化，“行政權力干擾了學術權力”。

　　武漢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長胥青山教授對這一觀點表示認同。

　　在他看來，職稱指標的數(shù)字化背后就是高校追求“學術GDP”，使“教師”變成給科研打工的“匠人”，越來越脫離教師教學的本質，也脫離了大學育人的本質。

　　胥青山教授認為，其根源就在于大學目前還是在由行政部門來管。隨著數(shù)據時代的到來，越來越多的工作政績需要靠數(shù)據支撐。顯而易見，申請多少項目，發(fā)表多少論文，獲得多少經費是可以用數(shù)據來證明的，為教育行政部門提供了考核便利，逐步成了考核標準。而教書育人是軟指標，短期內難見政績。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者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論文買賣成為一個內部公開的產業(yè)，評審拉關系、走后門，讓學界人心渙散，學術道德日漸腐敗。

　　“不是沒有發(fā)現(xiàn)問題，是誰也不愿承擔改革的風險”，這位學者認為，學校一級的改革面臨現(xiàn)實困境，一方面面臨教育主管部門的考核，一方面又涉及學校的經費，改一下，不用別的，等大學排行榜一出來就坐不住了，“教育行政部門需要站出來，不能讓改革總成為下一屆的任務”。

　　職稱本是對能力的考核，卻變成對名額的競爭

　　在全國各地的調研中，周光禮教授注意到一個現(xiàn)象，很多年輕老師喜歡到偏遠省份高校任教，剛評上教授副教授又想方設法調走。

　　原來，在一些博士博士后相對稀缺的地方，可以單獨給評審指標，相當于有了職稱直通車，于是，很多“機靈”的人專門喜歡到這種高校工作，利用很短時間就能評上副教授、教授，再往東部和沿海地方調。

　　在他看來，這種荒謬的“曲線救國”背后，凸顯的恰恰是當下職稱評審之弊，“職稱本是對能力的考核，卻變成對名額的競爭”。

　　指標有定數(shù)，標準卻相對靈活，國內高校在職稱評審的操作過程中，潛規(guī)則由此盛行，備受詬病。

　　有專家指出，國外經驗值得借鑒。以美國為例，職稱評審的標準是確定的，指標卻相對靈活，由各單位根據需要來確定標準和指標，一般不受名額限制，“誰達到標準誰上，達不到標準誰也別想通過潛規(guī)則上”。

　　江漢大學教育學院教授鄧志祥認為，對高校教師而言不公平的一點是，教師的水平水漲船高，一般都遠遠高于要求，但由于指標不夠，不能享受相應的聲譽或待遇。

　　他就此開出藥方，建議高校對教師采取“評聘分離制度”。

　　鄧志祥介紹，當前高校對教師采取的都是評聘結合的制度，即學校的教師評上了副教授，學校就會以副教授的職稱來聘任他；評不上副教授，就依然是以講師的身份聘任。

　　在他看來，中小學已經推行的“評聘分離制度”值得借鑒，當一個教師達到副教授的資格時，就可以通過學術共同體來評選，給予他相應的評審資格，讓他享受副教授的名望、學術資源。但另一方面，學校聘不聘任他由學校自己決定，“這樣，在副教授的評選上，就減少了人為的障礙。也可以大大促進高校教師的流動”。

　　鄧志祥同時呼吁，打破職稱的終身制，讓職稱“能下能上”，從根源上消除職稱買賣的市場需求，使學術評價回歸良性生態(tài)。

　　鄧志祥說，在現(xiàn)有的評價機制下，如果一個教師評上副教授，崗位、職稱就不可能往下降了。這也造成了很多單位一個怪現(xiàn)狀，講師拼命干活兒，一旦評上副教授之后什么都不做了，照樣可以在副教授這個崗位上待一輩子，一勞永逸，“嚴重制約了學術資源利用和青年人才的發(fā)展”。

　　幾年前的一則消息依舊存在于青年講師張智杰的記憶深處。

　　2010年7月，杭州師范大學出臺“人文學科振興計劃”，宣告“十年不發(fā)論文、不承擔課題也可以當教授”。

　　杭州師范大學時任校長葉高翔說：“有可能短時期杭州師大的排名靠后、指標低，但從長期看會見成效，會出《紅樓夢》這種作品，比出多少論文，更有價值。”

　　張智杰期待，什么時候自己的學校也能做出改變，“畢竟評職稱不應成為每天做夢都會想的事情”。（應受訪者要求，宋濤、張智杰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