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春三月春光融融，但各大影院普遍冷清。在商業(yè)電影慘淡的春天，大量文藝片扎堆埋在春風里，幾乎成為電影界一種無奈的常態(tài)。每年3月，都有一些在海外“擒熊”、“擒獅”的文藝片上映，但卻不被觀眾看好，導致國外獲大獎、國內底票房的怪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我們不禁要問：文藝片的春天到哪里去了？

　　文藝片普遍叫好不叫座

　　1988年，張藝謀憑借《紅高粱》成為國內首個獲柏林金熊獎的導演，也開創(chuàng)了華語文藝片國際拿獎的先河。這部投資不足100萬元，獲獎后在國內收獲了400多萬的票房。這一數(shù)字，在單片票房以億為單位的今天來看幾乎可忽略不計，但在大眾娛樂相對落后的上世紀八十年代卻堪稱“天文數(shù)字”。

　　《紅高粱》的成功，引無數(shù)后來者紛紛視其為馬首，希望也能復制出該片的神話。觀眾的選擇是有數(shù)據(jù)可視的：1993年，《香魂女》《霸王別姬》在柏林和戛納分獲大獎，但當年拷貝訂第一的國產(chǎn)片卻是一部名不見經(jīng)傳的武打片《血祭黃沙鎮(zhèn)》；還有，《圖雅的婚事》《團圓》《三峽好人》等獲國際大獎的華語文藝片，在進入市場后不約而同地遭遇票房慘淡。最典型的是，在柏林拿下銀熊獎的《晚鐘》，曾被圈內人稱贊“非看不可”，結果卻只賣出一個拷貝。去年，獲奧斯卡獎的文藝片《悲慘世界》，雖取得了3000萬的票房，但這個數(shù)字只相當于《西游降魔篇》或《霍比特人》周末一天的票房。談及原因，認為這些片子“為拿獎而拍”、“太藝術看不懂”的觀眾不在少數(shù)。

　　文藝片努力變身“不文藝”

　　當然，也有叫座的文藝片。2012年3月劉德華的《桃姐》讓文藝片揚眉吐氣，去年大熱的《致青春》《中國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圖》《小時代》等片也延續(xù)了這種興奮。但是，這些票房叫好的文藝片的共性是：骨子里淌著文藝的血，但宣發(fā)時或打導演牌或走明星路線，盡可能洗脫“藝術”之名、以“商業(yè)”的容顏示人，讓觀眾覺著“看起來不文藝”。

　　放眼今年3月排片表，公開放映的文藝片寥寥無幾。今年三八檔期，一部名為《一個溫州的女人》的文藝片，自稱“這是一個關于單身媽媽和空巢老人的故事”，但只在院線一日游后就在3月10日的全國排片表中消失不見了。今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揚威柏林后定檔3月。導演刁亦男也公開表示：“這將是獲獎的國產(chǎn)電影中票房最高的。”該片能否突破文藝片叫好不叫座的魔咒，我們還需拭目以待。

　　文藝片的春天到底在哪里

　　用票房成績這把尺子來衡量，進院線的文藝片無疑是一敗涂地的。那么，這樣的計量方法是否本身就是一種謬誤？換句話來說，在商業(yè)化的電影環(huán)境驅使下，向一部文藝片逼問票房，強迫它進院線，這樣的做法謬誤嗎？電影是個百花園，既不能沒有藝術片，也不能只有商業(yè)片；不能沒有票房，也絕不能只拿票房說事。

　　很多身處市場前沿的院線經(jīng)理就坦言，夾縫中的文藝片令人同情。單就文藝片的檔期而言，身前有起自上一年12月的賀歲檔、春節(jié)檔，身后有扎堆5月的美國大片。那么，文藝片的春天到底在哪里呢？在目力所及的資料中，建立藝術院線正成為很多電影人的共識。以文藝片見長的導演霍建起認為：“目前我國院線總體上做得比較簡單，缺乏藝術院線的氛圍。”賈樟柯也曾經(jīng)透露，愿意“自掏腰包”在北京打造一家有100個座位的單廳藝術影院。但是，就算有能燒得起錢的投資人出錢把藝術影院建起來了，這樣的影院又會靠怎樣的盈利模式來生存呢？ 看來，文藝片要等到屬于自己的春天還需時日。（中新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