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一項“大學生人才定制計劃”在北京啟動，旨在“為企業(yè)定制人才，為人才定向培訓”，緩解當前中國大學生所面臨的就業(yè)難題。　CFP供圖

　　“國考”剛落下帷幕，“省考”又如火如荼。公務員考試火爆的背后，折射出什么？在價值多元、選擇多元的今天，青年學子為什么爭著進機關？

　　“城”外人：夢中的“金飯碗”

　　4月13日下午，走出“省考”考場的趙峰長舒了口氣，但他的心情卻并未放松——一年多的全天候復習，讓他對這次考試結果抱了太大期待。

　　“省考”，指的是湖南省公務員考試。資料顯示，當天，共有近15萬名考生參加考試，競爭2599個職位。

　　趙峰去年畢業(yè)于河北省一所二本大學，對考公務員的執(zhí)念開始于大三，父母為他參加 “國考”選好了目標，一個海關職位，學化學的他開足馬力，惡補文科知識，結果并不如人意，止步于筆試。趙峰為失利總結了原因：一是報的職位太熱，競爭太激烈；二是知識構成不占優(yōu)勢。

　　畢業(yè)后，趙峰開始了全天候備考的生活——“宅”在家里萬事不關心，父母負責照料一切，“出了書房就是餐桌，有時候連書房都不用出。”對著行測和申論，每天看夠6—8小時。

　　為什么如此執(zhí)著？趙峰說：“公務員體面、穩(wěn)定又有保障，家里人也支持我。”趙峰在大學朋友圈里，有很多“同志”，有邊工作邊備考的，也有辭職全力以赴的，“到體制里去！”是他們共同的目標。

　　趙峰這次報考的是縣公安局，在人情網密集的小城，“關系”的作用舉足輕重，父母已經開始在各種場合“走動”，但諳熟公務員考試流程的趙峰并不以為然，“他們也是關心則亂，主要還是靠自己。”

　　如果再失利怎么辦？趙峰顯然也在思考這個問題，“不能再這么耗下去了，我會考慮一些事業(yè)單位，實在不行就先去廣州打工，然后再找考試機會。”

　　小伙子說話很淡定，但臉上寫滿執(zhí)著。“這已不僅是自己的夢，也是一家人的夢。”

　　與趙峰相比，李美則比較幸運，第一次考便成功了。她選擇考公務員，也是深思熟慮的結果。她自我分析，認為不是冒險型的性格，“不適合到社會上去闖”；而機關工作相對輕松，比較適合女孩子；一份穩(wěn)定的工作，也能讓遠方的父母放心。

　　同時還有相對特殊一些的原因，李美家境不好，上學期間曾受過社會各界資助，“這讓我非常感恩，想進入公務員隊伍，合理合法地使用權力，多辦些好事和實事，回報社會。”

　　據李美觀察，她的同學大部分都會選擇考一考公務員，這一方面是因為就業(yè)壓力大，把考公務員當作一個機會也未嘗不可；同時也因為從眾心理，“大家都在準備，你不準備就感到心里發(fā)慌。”

　　進機關當公務員，已成為當下不可忽視的夢想。不斷刷新的報考人數，年年爆出的超低錄取比例，讓“國考”成為繼高考之后又一座“獨木橋”，引得千軍萬馬，前赴后繼。

　　過了“橋”，就進了“城”。在“城”外人看來，城里風光一片美好——一份調查顯示，在選擇報考公務員的原因中，穩(wěn)定、有保障排在絕對第一位，約有51%的人選擇，其次是福利待遇好、社會認同感、上升空間等。一份工作如果兼具以上幾點，毫無疑問是一個“金飯碗”。

　　“城”內人：不好言說的壓力

　　2008年，小李經過“廝殺”，順利成為北京市某局的公務員，捧上了“金飯碗”。但他發(fā)現，這“金”的成色與他想象的落差不小。

　　如今回想起來，來自河南的小李認為，當初之所以放棄外企高薪，轉投公務員，主要是兩個原因：一個是傳統(tǒng)觀念，“官本位”的思想在中原腹地仍根深蒂固，考上公務員就意味著“有出息”，成為家族的榮耀；還有一個是穩(wěn)定，“外企盡管掙得多，但流動性強，看不到未來。”

　　盡管之前對公務員工資低有所了解，但第一個月發(fā)工資，還是讓小李有些吃驚。試用期工資只有2000多元錢，大概只相當于他在外企時的零頭。即使轉正之后，也只能拿到四五千元錢。

　　網上總有公務員福利有多好的曝帖，每次看到小李都會有些郁悶：“除了年底有8000元績效，端午節(jié)發(fā)粽子、中秋發(fā)月餅，就沒有別的了。”小李聽同事說，以前逢年過節(jié)還發(fā)張1000元的購物卡，自從北京市實行“陽光工資”以后，一律取消了。

　　對于工作狀態(tài)，小李也沒想到。“一張報紙一杯茶”的公務員生活，原來只是傳說。機關里的年輕人承擔大量事務性工作，加班已經成為他的工作常態(tài)，最讓他郁悶的是，加班并不解決問題：“活干完了馬上就又來，源源不斷。”當然還有另外一種加班：領導沒走，年輕人也都不太好意思走，“總得表現一下嘛！”

　　對小李來說，進機關給他帶來的最切實的利益，便是一套房子。當然，不是因為公務員的身份，單位已取消福利分房，但因此獲得的北京市戶口，讓他可以認購“兩限房”，經過3年的社會大排隊，2012年他終于買到東五環(huán)外的一套“兩限房”。

　　2007年，在某中直機關工作5年的小鄭，以低于市場價2000元的價格，買到了位于北京西南三環(huán)的經濟適用房。但這個房子并未讓小鄭感覺有多高興——他差不多是留京的同學里最后買到房子的，在等待的時間里，房價已節(jié)節(jié)升高，因此，他買房的價格，比同學當初買的還要貴。

　　小鄭說，機關里的年輕人流傳一句話：“10年之內不要參加同學聚會。”如今他已畢業(yè)超過10年，已是副處級干部，但仍不愿意參加同學聚會，原因是常常會遭到同學奚落，“腐敗”、“安逸”、“爽”，盡管都是以開玩笑的口吻說出，但還是讓經常周末加班的小鄭情難以堪。

　　在小鄭看來，跟處在這個時代的年輕人一樣，年輕公務員同樣是“壓力山大”的一群：不僅要面對各種工作考核、面對升職的艱難，還要面對來自社會輿論對這個職業(yè)越來越高的要求。

　　職業(yè)本質：更重要的是做些事情

　　當公務員，也許并不如看上去那么美，但報考的熱度卻絲毫沒有減退。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直機關司局級領導認為，問題的癥結在于，社會并未把公務員作為一種正常的職業(yè)。一方面資源配置傾斜，讓公務員群體的確享受一些特殊福利，比如養(yǎng)老；另一方面腐敗現象高發(fā)，讓社會對這個群體產生權力尋租想象。

　　在他看來，最根本的還在于，讓公務員成為正常職業(yè)之一種，逐步剝離身份上種種特殊福利，同時用制度加強對權力的制約，擠壓權力尋租的空間。

　　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認為：“國考熱”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公權力越大，公務員通過權力獲取資源的能力就強，在人們的想象中，獲得隱性收入的機會就很多，因而成為很多人的就業(yè)首選。

　　汪玉凱認為，這次國務院機構改革和職能轉變方案出臺，可謂對癥下藥，提出理順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關系，并提出一系列諸如減少審批程序、鼓勵民營企業(yè)公平競爭等明確措施。

　　在汪玉凱看來，這有兩方面意義：權力下放、分散改變權力過分集中的狀況，減少尋租空間；同時簡政，改善市場環(huán)境，增強民營企業(yè)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也為個人創(chuàng)業(yè)提供更好的支撐。

　　“當市場和社會創(chuàng)造出更多機會，公務員就變得不那么有魅力了！”汪玉凱說，還要打破公務員“鐵飯碗”的形象，加強公務員管理制度創(chuàng)新，建立退出機制、在一些執(zhí)行性的崗位率先推行聘任制。

　　“能當公務員的人，應該是熱心公共事務，能夠從中獲得價值感和成就感的人。”李雨說，他的身份是某國家部委的主任科員。大學畢業(yè)找工作，在律師和公務員之間，他選擇了公務員。

　　當時的選擇是被動的，父母和老師的意見成為主導。但此后的工作經歷讓他對這份工作充滿敬畏——下鄉(xiāng)調研，跟最基層的老百姓打交道，讓他感到充實而快樂；他也為自己能夠參與制定影響全國的政策既感到如履薄冰，又體會到職業(yè)的自豪。

　　所以，盡管他的律師同學已年薪數百萬，自己工資低、沒獎金、晉升慢，但他仍感到很值得。

　　“人的成就感并不一定是用金錢、職位來衡量的，增長了見識、開拓了視野、提高了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做了些事情，我覺得自己很值。”李雨說。(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