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雪波：母性，無論是動物還是人類，都是有共性的。甚至應該說，人類更有動物性，甚至人類有時被利益驅(qū)使，還不如動物母性那樣無私和慈柔，人類母親棄子賣子屢見不鮮，但母狐身上絕不會發(fā)生這樣的事。我小時野外放羊，常遇到帶崽子的狼和狐。這種靈感來自生活和想象。當然，人類母親的偉大之處更多更豐富。
記者：您的父親是一位草原說書藝人，您自己也是研究蒙古族文化的學者作家。我看到書的封底有著名演員斯琴高娃對您作品的稱贊。那么，本民族的讀者怎么評論您的作品？
郭雪波：《銀狐》剛出版不久，本民族讀者反映還不大清楚，網(wǎng)上看到老家讀者讀后向別人推薦的帖子。社科院少數(shù)民族文學所所長包明德（蒙古族）讀后，已寫了專評。并在接受報刊采訪時評價好像不錯。但聽說該書出版后，一月之內(nèi)已經(jīng)再版了3次。
記者：您闡述過一個觀點：作家跟勞動人民一樣，勞動人民用勞動創(chuàng)造物質(zhì)財富，供老百姓生存，作家寫作是創(chuàng)造精神財富，絕對不是精神垃圾�？墒乾F(xiàn)在我們的文學有一種淪落狀態(tài)，是不是與作家的寫作態(tài)度有關？
郭雪波：一個好的作家，應該有社會責任感，應該創(chuàng)造精神財富，而不是精神垃圾。前年中法文化交流年，我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去巴黎，在薩特咖啡館喝咖啡時，我想起了薩特的著名作品《為什么寫作》。它被稱為20世紀人類的良知。從巴黎回來后，我寫的一篇文章里，也提到了為什么寫作的問題。有個記者采訪時曾問我，“你得過臺灣聯(lián)合報文學獎和其他獎項，可很低調(diào)，別人都不知道。可別的獲過該獎項的人早已大紅大紫”。其實說開來，這點也是一個“為什么寫作”的問題。文學不必具有太多的功利色彩，作家不該光為獲獎而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