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細菌學出現(xiàn)之前，人們雖然會根據(jù)疾病最主要的特征為其命名，但一般來說，還是會把不同的傳染病全丟到“瘟疫”的筐子之中。李玉尚向記者解釋：“這是因為對民眾而言，高傳染性是它們的共同特征；人們不會意識到這是細菌或病毒的緣故，而是認為這是天災或者瘟神作祟。”
不過，隨著19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后細菌學的建立，人們對傳染病的認識不再同一而論。人們不會再愚蠢地打著宗教的幌子進行諸如沐浴更衣、大量燃放鞭炮等在內的“請神”活動，也不再單純地在這些傳染性疾病面前采取逃跑、棄感染者和死者于不顧、阻斷交通等方式的隔離。
“現(xiàn)在，可能還會采取盡量減少外出等的隔離，但2003年SARS流行時，人們還是在努力找出病毒，爾后制造出特效藥物。” 李玉尚說。
誰都不是旁觀者
雖然現(xiàn)代醫(yī)學的進步使人們在與傳染病的對峙中增添了幾分獲勝的幾率。但隨著現(xiàn)代交通工具的日益發(fā)達和快捷，諸如SARS等傳染病的傳播速度和范圍也急劇擴大。
“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傳播模式，非傳統(tǒng)時代的疫情傳播所能比擬，是基于我們這個時代而言的。” 李玉尚指出。
但諷刺的是，10年前這場SARS流行之初與1894年鼠疫大流行之際，很多民眾的旁觀者心態(tài)卻是驚人的一致。
120年前，《申報》扮演著“遙遠的旁觀者”的角色，人們帶有獵奇的心態(tài)來看待他地的疫情。而不久后，當疫情傳入香港，上海面臨輪船輸入鼠疫的可能性時，他們才由旁觀者變?yōu)楫斒氯�，展開積極的防疫工作。10年前SARS流行之初，抱著“遠觀”心態(tài)的人也不在少數(shù)。
同時，李玉尚也請大家注意：從20世紀五六十年之后的副霍亂之后，特別是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在傳染病方面承平日久，因此對于傳染病監(jiān)控有些放松。而這或許也是SARS讓2003年的國人猝不及防的一個原因。
2003年暴發(fā)的SARS似乎也在提醒人們：未來，人類還將會面臨許多新的傳染病，所以，預防和控制傳染病仍是國家非常重要的一項職能，絕不能放松。
而“無論是衛(wèi)生部門還是普通民眾，也都已經(jīng)從SARS之役中累積了快速應對的經(jīng)驗，這可能是2003年的SARS帶給中國人最大的教訓，這種教訓也是一種財富，需要銘記”。李玉尚說。（新華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