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當我在《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一書中，首次披露張學良曾要求加入中共的問題時，在大陸幾乎沒有引起過任何特別的關注。一半是因為發(fā)行上的原因，一半是因為那個時候氣氛有些異樣，因此，除了茅海建教授那樣對傳統(tǒng)的黨史說法有頗多疑問的少數(shù)學者以外，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樣一本突出強調(diào)中國革命外部原因的書。這本書被人重視，反倒是蔣永敬教授，他專門寫了一篇書評，發(fā)表在《傳記文學》雜志上。不過，蔣教授是臺灣國民黨史研究的專家，他重視這本書，其實也不是因為他關心我對中共黨史有著怎樣新的說法，而是對書中談到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試圖加入中共，并通過中共接通蘇聯(lián)，發(fā)動“西北大聯(lián)合”的情況深感興趣。因此，他盡管評的是我的《中間地帶的革命》，用的標題卻是《有關西安事變的新資料》。不僅如此，蔣教授還極力推動并鼓勵我把張學良與中共關系的內(nèi)幕具體地寫出來。由此也就有了1995年我在臺灣出版的《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研究》一書。

　　相信凡是對西安事變史研究多少有些了解的讀者都知道，在1995年之前，無論是大陸還是海外的西安事變研究，都很少具體討論到張學良與中共的關系問題，特別是中共和蘇聯(lián)在西安事變發(fā)生的過程中所起作用的問題。這并不是大家對此不感興趣，沒有人不知道張學良與周恩來有過延安會談，也沒有人不知道西安事變一發(fā)生，中共代表周恩來就親赴西安，直接參與了張學良、楊虎城與代表蔣介石的宋美齡、宋子文之間的談判過程，以及莫斯科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問題上可能發(fā)生過作用。很多年來，面對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與大陸公布的周恩來在事變期間打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的不同說法，人們也都在猜測：究竟在事變期間，在蔣介石和周恩來之間發(fā)生過什么，他們兩人的說法誰的更真實一些？而讀過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的讀者，也會或多或少地對事變前張學良與中共的關系問題，發(fā)生強烈的興趣。然而，因為缺乏足夠的研究資料，這一切迷團都無從解答。不僅如此，大陸的學者中間甚至還逐漸開始流行起一種說法，即認為中共不僅對張學良發(fā)動西安事變毫無作用，就是當時中共自身的政策，也還是受著張學良影響呢。

　　不用說，《西安事變新探》一書的出版，全面地回答了這一問題。人們從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西安事變之前，在事變期間，以至在事變善后的過程中，張學良和中共之間究竟發(fā)生了什么，中共對于整個事變起過怎樣不可忽視的作用。而身為十幾萬東北軍統(tǒng)帥，深得蔣介石器重的張學良，何以會冒險與自身尚處于極度危險中，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的幾萬紅軍暗通曲款，甚至于把寶押在中共身上？這里面究竟有著怎樣復雜的內(nèi)幕？自然，這本書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兩國檔案中僅存的有關張學良要求入黨問題的幾份珍貴的檔案文獻，并且結合相關史料，具體地介紹了張學良提出入黨要求的經(jīng)過，和中共中央及共產(chǎn)國際所做出的不同反應。僅此，已足以否定那種關于中共對于西安事變幾乎不起作用的說法。

　　但是，讓筆者意料不到的是，隨著張學良先生去世，大陸報刊雜志乃至于網(wǎng)絡上卻突然刮起一股旋風，將過去那種否定中共作用的說法刮得無影無蹤。人們迅速開始走向另一個極端，轉而熱衷于談論這樣一個驚人的話題：原來“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由于從原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部長閻明復，到張學良研究專家張友坤等，先后都出來撰文作證，再加上個別紀實文學作家渲染炒作，此種說法一時間似乎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而海外一些華文報刊和網(wǎng)站也據(jù)此紛紛發(fā)表評論，宣稱：“歷史即將改寫！”以往按照大陸史觀對西安事變這一歷史事件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觀點，“會發(fā)生根本的動搖和改變”。因為，張學良既然是中共黨員，那么理所當然西安事變是中共在幕后主導。中共既然推動并主導了事變，自然也就應當與張同進退。然而，當張學良按照與中共的約定發(fā)動了事變之后，中共卻迫于蘇聯(lián)和共產(chǎn)國際的壓力改變了對張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諾，把張晾了起來。如此才造成張一氣之下不辭而別，只身陪蔣介石回南京以領罪，進而慘遭蔣介石軟禁半個多世紀的可悲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