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作為，自然就有地位。鄭觀應一炮走紅，除了織布局總辦外，他還兼任了電報局、輪船招商局總辦，一人“千手”，統(tǒng)攬三大官督商辦公司大權。當然，他也沒有放棄自己經(jīng)營的私人生意。

　　盛年退隱著書立說但此時，“千手觀音”播云布雨的好運走到頭了，他在織布局栽了一個巨大的跟斗。因為資金、設備等問題，織布局遲遲難以開工，等到終于動起來時，國際形勢卻風云突變。中國和法國因越南問題兵戎相見，法國軍艦武裝集結于上海港口，擺出進攻姿態(tài)，十里洋場泡沫破碎。機器織布局股票從原價100兩跌破70兩,并最終從《申報》的股價公告欄中消失。

　　在此艱難之際，“千手觀音”卻成了“千腳觀應”，拼命逃離。鄭觀應成功說服了湘軍名將、粵東防務大臣彭玉麟，以組織名義，將他調(diào)往廣東，為抗法戰(zhàn)爭前線服務去了。機器織布局這塊“雞肋”就留給了經(jīng)元善。經(jīng)元善本和盛、鄭是一伙的，接盤后，就使勁追查龔壽圖等人挪用公款的“罪證”。龔被逼急，反戈一擊，抖出了鄭觀應利用公款炒股，“利則歸己,害則歸公”的丑聞，上海道臺邵友鐮奉命查辦。結果是，臺面上雖查無實據(jù)，卻發(fā)現(xiàn)鄭融進的股本金，很多居然是股票，有很多水分，最后還是鄭自掏了2萬兩銀子補賬。屋漏偏逢連陰雨。織布局的事件還未平息，鄭觀應又在香港被法庭扣留。原因是他在離開太古時推薦了繼任者楊桂軒，這位楊總不僅不善經(jīng)營，而且手腳也不干凈，導致太古公司損失慘重。洋人們難咽被竊之氣，便將擔保人鄭觀應扣起來一起追債。

　　如此兩番折騰，鄭觀應大為灰心。“年來命運坎坷，事多拂逆。以致上司朋友責于外，父兄妻子怨于內(nèi)，進退維谷，申訴無門。惟今身敗名裂，不足取信于人，雖到處乞憐，終難應手”。1884年，鄭觀應于42歲盛年退隱澳門，同時，修訂早已經(jīng)給他帶來巨大名聲的《盛世危言》（舊作名為《易言》），改行做思想家了。

　　這時，鄭觀應還花了大量財力和精力修道煉丹。在修道煉丹之外，鄭還大娶侍妾，以至于晚年鄭觀應要教育兒子：“娶妾不宜多，多則不和，且傷身體，使費亦多”。他在后來的遺囑中，也特別強調(diào)“男子以色欲不節(jié)而妨其發(fā)達。”可見當年的他，對縱情聲色是很投入的。

　　1891年，在盛宣懷推薦下，鄭觀應擔任了開平煤礦粵局總辦，第二年又成為招商局幫辦。還擔任了漢陽鐵廠總經(jīng)理、商辦粵漢鐵路有限公司總辦等。復出之后，“千手觀應”依然活躍在國有、半國有和民營企業(yè)里，因《盛世危言》的盛名，風頭更勝當年，直到去世。

　　矛盾重重人格分裂“千手觀音”終其一生，似乎都一直顯示著“人格”的分裂：

　　他是一位聲名顯赫的企業(yè)家，卻幾乎沒有創(chuàng)辦過屬于自己的上規(guī)模的企業(yè)，說到底不過是一個高級打工仔；

　　他是一位很受“老板”們（不管是公家還是私人）歡迎的職業(yè)經(jīng)理人，卻總是和自己的同事難以和諧；

　　他總是熱衷于開創(chuàng)新業(yè)，也同樣熱衷于在遭遇困難時抽身離去；

　　他大聲疾呼商戰(zhàn)，卻在骨子深處向往著當官。只要有機會，他就從商場溜到官場，盡管他做官的本事比經(jīng)商的本事要差得多；

　　他高調(diào)反腐敗，提倡有德行的生活，卻也悄悄地大搞腐敗，還毫不掩飾地沉溺于聲色。

　　作為一位思想先驅，他的著作激發(fā)了后人的思考，至今，“鄭觀應××思想研究”的論文依然充斥著中國各大學術論文數(shù)據(jù)庫。他被供奉上了政治和學術的雙重神壇。他那些“激輪飛電收權利,織霧開山救困貧”的打油詩，“自知不足以登大雅之堂”，也被后人鄭重整理出來，并在史料價值之外上綱上線，他被塑造出一個偉大詩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