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見伊恩學俄語很有天賦，便幫他找了一個俄語老師。伊恩從俄語老師那里學會了第一首紅歌——蘇聯(lián)國歌。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伊恩仍記得其中的三段。

　　這首歌，徹底讓伊恩喜歡上了紅歌。“聽著就覺得很有力量。”蘇聯(lián)解體時，伊恩說他有些接受不了，其中最大一個原因是“不想換世界地圖，取下掛上的很麻煩”。

　　蘇聯(lián)解體7年后，伊恩終有機會到俄羅斯留學。當時，在他的宿舍里，有一同學是共青團成員。為了讓伊恩見識社會主義的偉大，同學拉著他去參加了一次游行。之后，便聽到斯大林的孫子做演講。

　　當伊恩見到斯大林的孫子時，有那么一瞬間，他覺得斯大林回來了。“相貌很像，好怕，我懷疑是不是特別去整過，以喚起大家對斯大林的記憶。”伊恩說。

　　回學校的路上，伊恩看到各種共產(chǎn)主義的標志，還有蘇聯(lián)的國微。但斯大林已經(jīng)不在了，他總覺得一切都不那么真實。

　　畢業(yè)找工作時，伊恩把社會主義國家都放在了自己考慮的范圍之內(nèi)。其中包括中國。他想趁著工作的機會，更多地了解社會主義。但時至今日，他仍講不明白，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

　　但在研究了一輪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作后，伊恩發(fā)現(xiàn)，社會主義國家的工資水平太低了。他終究把工作地點選在了同樣是“資本主義”的日本。原因就是，那里的工資待遇可以滿足他。“人，總得生活，生活比一切都重要。”伊恩說。

　　在日本工作一年后，也就是2003年，伊恩第一次由北海道飛往上海。這座城市讓伊恩覺得不可思議。“那么發(fā)達，跟資本主義一樣了，怎么可能是社會主義國家。”伊恩說，“但城市真的很丑，都是水泥森林，一點都見不到科學發(fā)展觀的影子。”

　　回日本前，伊恩特意跑到一個音像店，買了一盤中國紅色歌曲的碟片。那時候，伊恩的中文還不是很順溜，只能在音像店里對著服務(wù)員比劃，帶著英式的口音一字一頓地說，“毛，主，席，毛，主，席。”還好，服務(wù)員總能領(lǐng)悟。

　　這成了伊恩到社會主義國家買紅歌碟片的通法。不管在哪個社會主義國家，只要他一字一頓地喊出領(lǐng)袖的名字，服務(wù)員總能“穩(wěn)、準、狠”地找到他想要的東西。

　　在走過多數(shù)社會主義國家后，伊恩也有些小郁悶，他覺得“他們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初衷，走偏了”。盡管這樣，他仍然相信社會主義有一天可以實現(xiàn)。“也許是一百年，一千年，終有一天要實現(xiàn)的，只要地球上還有人類存在的話，誰知道呢？”

　　尋路中國

　　就在上海飛往日本北海道的飛機上，伊恩認識了中國妻子余燕伶。并于一年后，來到中國上班，“在蘇州做一名外教。”

　　此時的伊恩，已從碟片中學會多首紅歌，中文說得也是“頂呱呱”，除了還帶點英式的口音之外，基本可吐字清晰。“我妻子不反對我唱，也不支持我唱，她也從來不教我唱紅歌，她就覺得這是我的自由。”伊恩說，“我的中文也不是她教我的。”

　　反倒是為了提高余燕伶的英文能力，他們倆在家時，基本用英語交流。“出了這個門，我就只能用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