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是指司法機關在追訴腐敗犯罪過程中，為取得某些重要的犯罪證據(jù)或者追究首惡分子的嚴重罪行，對案件中罪行較輕微者(污點證人)作出承諾，在他們向司法機關提供實質(zhì)性配合和幫助后，將減輕或者免除其刑事責任的一種制度。環(huán)視域外，美國、德國、英國等大多數(shù)西方國家以及我國臺灣、香港等地區(qū)均確立有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制度，該制度在這些國家和地區(qū)腐敗犯罪追訴實踐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且日益煥發(fā)出蓬勃的生命力。我國刑事立法目前尚未確立這一制度。筆者認為，隨著我國法治反腐進程的推進及《聯(lián)合國反腐敗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在我國的貫徹落實，順應時代發(fā)展趨勢和法治反腐新常態(tài)，在刑事立法中確立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一、確立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制度的必要性
一是履行《公約》有關義務的需要�！豆s》第37條明確規(guī)定了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制度。“條約必須遵守”是通行的國際法準則，隨著《公約》在我國的批準生效，積極借鑒和吸納《公約》的有關內(nèi)容，是我國的一項國際法義務。因而確立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制度，是履行《公約》有關義務的需要，同時也是對國際社會反腐趨勢的順應，有利于促進我國反腐敗刑事法治的現(xiàn)代化和國際化。
二是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需要。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是我國基本刑事政策，其強調(diào)“輕”與“重”、“寬”與“嚴”的有機結(jié)合和合理協(xié)調(diào)，其實質(zhì)乃是對刑事犯罪要求區(qū)別對待，既要有力地打擊和震懾犯罪，維護法制的嚴肅性，又要盡可能減少社會對抗，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實現(xiàn)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確立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制度，對偵控腐敗犯罪提供實質(zhì)性配合和幫助的罪行輕微者，給予一定程度的司法豁免，體現(xiàn)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從寬的一面。而通過污點證人提供的關鍵證據(jù)，突破腐敗犯罪利益鏈條，分化瓦解腐敗犯罪同盟，將打擊鋒芒對準相對嚴重的腐敗犯罪分子，充分發(fā)揮司法程序控制犯罪的功能，則又體現(xiàn)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從嚴的一面。
三是緩解腐敗犯罪取證難困境的需要。在腐敗犯罪尤其是“一對一”的賄賂犯罪案件中，直接證據(jù)較為稀缺，腐敗犯罪分子之間有著共同的利害關系，行賄人承認行賄通常就意味著自己也實施了行賄犯罪，加之腐敗犯罪手段日趨隱蔽化、智能化，因而檢控機關要獲取、固定確實、充分的腐敗犯罪證據(jù)往往具有相當?shù)碾y度。而確立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制度，司法機關若能爭取到案件中的罪行輕微者成為污點證人并提供關鍵證言，有關犯罪的重大情節(jié)就能得到證明，其證言中提及的人員、事物與場所，又能夠引出新的偵查線索，幫助偵查機關找到案件的突破口，獲取更多的證據(jù)支持指控，從而克服偵破腐敗犯罪案件取證中的困難，及時有力地實現(xiàn)對腐敗犯罪的追訴和打擊。
四是節(jié)約司法資源、提高訴訟效率的需要。確立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制度，對案件中罪行輕微者給予一定程度的司法豁免，獲得其實質(zhì)性配合和幫助，一方面可以清除成功指控嚴重腐敗犯罪過程中的證據(jù)障礙，直接節(jié)約司法資源，減少訴訟成本支出，提高訴訟效率。另一方面，通過放棄對罪行輕微者的追訴而節(jié)約出來的司法資源，可以用來追訴相對嚴重的腐敗罪行，從而可以實現(xiàn)刑事司法資源的優(yōu)化配置。
二、我國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制度的構(gòu)建
如何構(gòu)建一項科學、合理并且具有中國特色的腐敗犯罪污點證人豁免制度，使其成為健全完善我國腐敗犯罪案件訴訟程序的亮點，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在借鑒域外立法經(jīng)驗的基礎上，結(jié)合我國腐敗犯罪追訴的實踐情況，筆者認為，我國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制度的構(gòu)建，大致應包括以下幾方面的內(nèi)容：
第一，作證豁免的類型。從域外國家和地區(qū)的立法看，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罪行豁免；二是證據(jù)使用豁免。筆者主張確立有限的罪行豁免。之所以不宜采用證據(jù)使用豁免，是因為證據(jù)使用豁免只是污點證人的證言不得在隨后進行的訴訟中用作不利于其指控的證據(jù)，檢控機關仍可根據(jù)其他合法獨立的來源掌握的證據(jù)對其進行追訴，未完全免除其刑事責任。這對犯罪嫌疑人轉(zhuǎn)變?yōu)槲埸c證人的誘導力十分有限，難以充分發(fā)揮出該制度的刑事政策功效。之所以應是有限的罪行豁免，這不僅是防范權(quán)力濫用、契合嚴厲懲治腐敗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而且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罪行豁免帶來的不利影響，消除公眾的疑慮。具體來說，罪行豁免的這種“有限”，主要體現(xiàn)在兩個方面：一是豁免的罪行僅限于污點證人證言涉及且本人參與的犯罪活動；二是罪行豁免并不免除污點證人因提供虛假證言作偽證的責任。
第二，作證豁免的對象。一是污點證人必須是親身參與了犯罪活動的自然人，而不能是單位或者未親身感知案件事實的自然人。當然，也不能是本身為偵查人員但參與了犯罪行為的所謂“臥底”污點證人。二是應明確作證豁免只適用于在犯罪中處于次要或者輔助地位、罪行輕微的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如幫助犯、從犯、脅從犯或者一般參加者等，不能是處于犯罪核心地位的首要分子、主犯或者其他嚴重犯罪分子。
第三，作證豁免的條件。啟動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制度，應符合以下幾個條件：一是污點證人拒絕提供關鍵證據(jù)，檢控機關通過正常途徑難以獲取。如果罪行輕微者在刑事訴訟中主動揭發(fā)案件中罪行嚴重者的罪行或者提供其他實質(zhì)性配合，或者檢控機關通過正常途徑能獲得相關證言或證據(jù)，就不應確定該罪行輕微者為污點證人。二是欲追訴的腐敗犯罪相對比較嚴重，且污點證人的證言或者其他證據(jù)是關鍵性證據(jù)。如果欲追訴的腐敗犯罪不夠嚴重或者比污點證人所犯之罪還輕，那么對污點證人進行作證豁免就沒有實質(zhì)意義。此外，如果罪行輕微者不能提供關鍵性證據(jù)，那么就不能有效偵破和追訴嚴重腐敗罪行，此種情況下當然不應適用這一程序。三是作證豁免不得損害社會整體利益。污點證人作證豁免是國家減輕甚或放棄對部分輕微犯罪的追訴，必須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不得以嚴重損害司法尊嚴和公信力為代價。
第四，作證豁免的程序。結(jié)合當前我國腐敗犯罪偵查體制及相關實踐，宜確定檢察機關作為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程序的啟動和決定主體。為了防止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制度適用過程中可能出現(xiàn)的執(zhí)法不公、司法腐敗等問題，應加強對這一程序的監(jiān)督和制約，如可考慮實行提級審批制度、將這類案件納入人民監(jiān)督員監(jiān)督的案件范圍。檢察機關決定適用這一程序的，可以對污點證人作出不起訴處理。
第五，作證豁免的保障措施。腐敗犯罪污點證人作證豁免制度的適用，如果沒有相關的配套保障措施，其功能的發(fā)揮可能會受到一定的掣肘。因此，健全作證豁免的保障措施是必要的。一是要建立健全污點證人保護制度。相比于一般證人，污點證人更容易遭受打擊報復，且其與案件的終局處理有切身的利害關系。因而要徹底打消污點證人的作證顧慮，使其敢于“窩里反”，一方面要給予其罪行豁免的寬大處理；另一方面也必須創(chuàng)造必要的條件，制定有效的污點證人保護措施。二是要建立污點證人不作證的懲戒制度。既然司法機關給予了污點證人一定程度的司法豁免，污點證人就有如實作證的義務。如果污點證人作偽證甚至捏造事實故意陷害他人，構(gòu)成犯罪的，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如果污點證人后又反悔拒不作證的，應當以豁免的罪行進行追訴。
(彭新林 作者系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