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村官得到的扶持不過3萬元、5萬元、10萬元，但如果“鉆空子”現(xiàn)象成為普遍現(xiàn)象，將給地方財政以及村官隊伍名譽帶來損失。翟雅楠建議，提供“資金扶持”的主體部門，應當制定一套詳細的監(jiān)督管理機制，“扶持到位的同時，也應該有監(jiān)管。雖然金額不大，但這筆錢到底用在哪里、有沒有用好、如何使用的，還是應該監(jiān)管到位。”

　　關愛留守兒童要有實招兒

　　河南省許昌市許昌縣陳曹鄉(xiāng)楊劉村大學生村官李聰最近剛剛當選為村黨支部副書記，她最關心的就是村里的留守兒童以及農民工勞務輸出兩大問題。

　　據(jù)介紹，楊劉村400余戶村戶中，一半以上家庭都有留守兒童，全村幾乎家家都有青壯年在外打工。

　　有一次，村口一戶農民家中傳出兒童的哭喊聲。鄰居走近后發(fā)現(xiàn)，一名老農躺在地上不能動彈，身邊站著剛滿6歲的孩子，淚水伴著臉上的污漬順面頰淌下。

　　這件事兒對李聰觸動很深，“孩子還小，父母都在西安打工，老人病倒了誰來照顧？誰來照顧孩子？”那一次，老人被村委會送去醫(yī)院，孩子交給了附近鄰居暫時照料。

　　盡管前不久村里蓋了一個活動廣場，孩子們有了玩耍的地方，但對于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來說，這點“關愛”實在算不了什么，“到處都在說關愛留守兒童，但光靠這種沒有落到實處的‘關愛’怎么夠？”

　　李聰建議，相關部門可以通過統(tǒng)一組織農民工“抱團”外出打工的方法，稍稍緩解留守兒童問題，“能就近工作的就近，不能就近的一定要‘抱團’。”她認為，“抱團”打工一方面可以在工資發(fā)放上集體維權，另一方面可以由勞動力輸出地政府出面，與用工單位“討價還價”，“比如在務工地給孩子們上個托兒所、幼兒園，可以讓他們帶著孩子打工。”

　　菜價波動苦了農民，政府須合理引導種植

　　每次下村調研走訪，山東省東營市東營區(qū)牛莊鎮(zhèn)魏家村大學生村官魯俊香總會被村民們圍攏著脫不開身，“你是大學生村官，你給想想辦法，能不能幫俺把這一地的菜給賣了？”

　　面對這樣的要求，魯俊香有些無奈，然而更多的是一陣心疼，“2010年、2011年兩年，我眼睜睜看著村里棉花大戶和一群跟風種棉花的村民虧得血本無歸。”她告訴記者，2010年時棉花價格“奇高”，每斤能賣7.5元，此后全村農民頂著農藥、人工價格上漲跟風種棉花，到了2011年，棉花價格一下子跌至每斤3.5元左右，“連我看著都心疼。”

　　魯俊香建議，基層農業(yè)部門定期進行市場調研，并將每年建議種植的經濟作物向農民公布、宣傳，“除了農技站開設的種養(yǎng)殖技術推廣課，是不是可以再偏重一些市場、經濟類課程，教會農民在什么時間段種什么作物能掙錢。”

　　擔任村官數(shù)年來，小魯見村里開過不少“有一搭沒一次”的培訓課，這種課，愿意放下手頭活兒來聽的村民少得可憐，“偶爾來講一次，沒什么效果。應該形成一個長期的制度，每到播種季節(jié)就開課，告訴他們種什么、到哪里買種子、怎么挑種子、怎么種植、種了怎么賣等。”

　　她說，只有真正實用性強的課、能幫助村民致富的課，才會有人來聽。

　　集體土地收益分配期待“規(guī)則”

　　一到村集體土地收益分配的當口，江蘇省常州市武進區(qū)遙觀鎮(zhèn)劍湖村村主任、大學生村官王丹就開始發(fā)愁，“每年到了這個時候，矛盾糾紛不斷。”

　　王丹介紹，常州地區(qū)經濟較發(fā)達，村集體經濟主要依靠出租土地給生產加工型企業(yè)支撐。一般的村子能有五六十家大小企業(yè)入駐，大村能有近百家企業(yè)入駐。村集體年產值較多，大村一年能有二三十億元，王丹所在的劍湖村年產值約四五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