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密碼”之父曾希圣——

　　長征期間，敵我雙方都在大規(guī)模的行軍途中，無線電通訊成為雙方傳遞軍情的主要聯(lián)系方式。蔣介石或許沒想到，自己部隊電臺發(fā)出的電文其實大多數(shù)都被紅軍截獲破譯，在長征途中，曾希圣帶領軍委二局(負責情報偵查工作)人員全天候監(jiān)聽敵軍的電波信號，破譯了國民黨800多種不同電文密碼版本，被紅軍領導人稱是認識“天書”的人。日前，曾希圣的女兒曾小紅、《曾希圣傳》編纂委員會的研究成員陸德生，向記者講述了曾希圣不為人知的情報工作歷程。

　　白手起家，通宵達旦硬啃“天書”

　　曾希圣于1904年出生于湖南興寧，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早先參加無線電人員培訓班學習，1930年擔任上海中共中央軍委諜報科科長，負責情報工作，曾獲取了國民黨第三次“圍剿”中央蘇區(qū)的軍事計劃等重要情報。

　　曾小紅向記者介紹道：“1932年紅軍在攻打贛州時失利，當時偵查的情報了解到贛州這一塊的國民黨軍人員比較少，大概是三千多人，是可以打的。但沒想到贛州北面國民黨蔣介石嫡系5個師的精銳部隊突然調動，迅速南下包抄了攻城的紅軍，紅軍在那次作戰(zhàn)中傷亡很大。”

　　此戰(zhàn)過后，我軍意識到，戰(zhàn)場上軍情瞬息萬變，若能截獲敵軍的無線密電就能隨時了解對方的動態(tài)，但國民黨的電報內容都經(jīng)過加密處理，報務員抄收的敵軍電文雖然堆集了一大捆，也只能一籌莫展。一次，曾希圣認識的一位郵電局報務員告訴他：“其實無線電的密碼也有規(guī)律可循，是可以破譯的。”曾希圣聽后眼前一亮，他向上級請示成立了電文破譯小組。

　　破譯小組成立后，曾希圣和曹祥仁、鄒畢兆等幾位人員開始了針對國民黨電臺的破譯工作。他讓收發(fā)員把來自不同方向的電波分別一一編號歸類，最后搜集了整整兩大箱加密過的電文，曾希圣他們幾人就鉆進房里沒日沒夜地研究起來。加密過的電文并無明顯規(guī)律可循，一開始什么也看不懂，破譯工作進展十分緩慢。

　　1932年8月，紅軍擊敗國民黨在江西宜黃縣的部隊，曾希圣帶人在敵師部的電臺機房中搜查到一批遺留下來的加密電文，通過它大大提高了破譯的效率。

　　曾小紅回憶說：“父親和曹祥仁等人帶回這批電文后仔細研究，最終找到一份已經(jīng)翻譯出了三十多個字的電文，他們把這30多個字作為線索，通過它們之間的規(guī)律、連貫的字詞猜測大概意思，多次反復推敲后，最后硬是將這封‘天書’般的加密電文猜譯出來，由此打開了破譯國民黨密電的一個缺口。”

　　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反復鉆研，曾希圣同幾位同志將國民黨軍的“展密”(一種密碼代號)密碼本貫通，敵軍的情報源源不斷地被送到紅軍指揮部，隨著破譯小組的作用日益凸顯，中革軍委決定成立軍委二局，由曾希圣擔任局長，曾希圣和另兩個同志組成破譯小組，專門負責破譯敵人的電臺密碼。

　　到1933年7月，二局已成功破譯敵軍密碼100多本，為紅軍第四次反“圍剿”斗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在紅軍建軍6周年的紀念日上，曾希圣被授予二等紅星勛章。

　　長征趕路，常常從馬上摔下來

　　電報內容屢次被破令蔣介石提高了警惕，國民黨電臺的密碼每隔一段時間都會變換，軍委二局的破譯人員需要不斷地破解新密碼。曾希圣把二局的工作職能進一步細化，他帶領一部分人專門搞破譯工作，另一部分人專門負責接收敵軍來自四面八方的電文，并讓局里的每一臺電臺負責敵軍對應的一個師或兩個師，提高了破譯敵方密碼的效率。

　　“由于經(jīng)常通宵達旦地破譯電文，父親和二局的同志在行軍中常常因過度疲勞被絆倒，或從馬上摔下來，但他們克服了許多困難，破譯了大量有價值的密電。”曾小紅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