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女士是北京某商場財務部門中層管理人員，每月稅前收入約為1.5萬元。在她看來，自己的工資水平連“小康”都達不到。毛女士表示，她身邊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種“焦慮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為“掙錢”而奮斗著。“我的老板年薪50萬，為了生孩子也還在拼命賺奶粉錢”，她說，“我的工資兩三年沒漲了，但東西卻越來越貴”。

　　毛女士和她的朋友們有個疑問，北京人均GDP已達中上等富裕國家水平，為什么生活于北京的“我”還是不富裕？

　　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

　　數(shù)據(jù)顯示，北京、上海去年的人均GDP已經接近富裕國家水平，其中北京2011年人均GDP80394元，按年平均匯率折合12447美元；按照世界銀行劃分各國貧富程度的標準，北京已經達到中上等富裕國家水平，超過了12276美元的“標準線”。

　　與此同時，去年北京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903元，僅為人均GDP的約40%；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14736元。從人均GDP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什么會“蒸發(fā)”了這么多？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教授王建鉚表示，從GDP到人均可支配，中間要經過一系列環(huán)節(jié)，這就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問題。

　　GDP可以分成四部分，第一項是勞動者報酬，也就是全體勞動者的全部稅前收入，包括工資、社保及其他福利，也包括個人所得稅。第二項是生產稅凈額，即政府在生產過程中收取的稅收，主要是增值稅。第三項是固定資產折舊，即在生產過程中消耗的資本。第四項是營業(yè)盈余，主要是企業(yè)的稅前利潤，包括企業(yè)所得稅。

　　王建鉚稱，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人均GDP的40%是偏低的，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很低的社會保障水平，這一比例比一些富裕國家至少要低10個百分點。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主要是因為勞動者報酬占比偏低，或者說是另外三部分占比偏高。

　　例如，固定資產折舊是不能參與分配的。如果固定資產折舊數(shù)額大的話，總收入中可供分配的就相應減少。數(shù)據(jù)顯示，2011年全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11022億元，比上年增長23.6%。

　　稅收增速高于GDP增速

　　去年9月，個稅起征點從2000元提高到3500元，不少中等收入的“小白領”從“納稅族”變成了“無稅族”。

　　小李是個稅起征點提高的受益人之一，她月收入3700元，扣除“三險一金”后還剩約2800元。“我現(xiàn)在每個月可以少交60多塊錢的稅，可這又有什么用呢？買件衣服還只能‘淘寶’。”她說。

　　此前的數(shù)據(jù)顯示，個稅起征點提高將使我國納稅人數(shù)減少約6000萬人，國家財政一年將因此減收約2000億元。另一組數(shù)據(jù)是，去年全國稅收總收入達到89720.31億元，同比增長22.6%，增速高于9.2%的GDP增速。

　　王建鉚分析稱，從1997年到2011年，我國每一年政府稅收的增速都要高于GDP的增速。其中和生產稅凈額有關的稅種的增速略高于GDP的增速，企業(yè)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的增速明顯超過GDP的增速。

　　薛先生經營著一家制造業(yè)企業(yè)，公司每年營業(yè)額約100萬元，賬面利潤率每年約8%，每年繳納的國稅和地稅占到賬面稅前利潤的近40%，再加上各種公關營銷、人際關系等費用，只能剛剛維持企業(yè)運營。去年以來，由于國外經濟持續(xù)低迷，很多國外客戶都取消了訂單，讓他的日子更加艱難。“雖然去年大幅上調了增值稅和營業(yè)稅起征點，我覺得優(yōu)惠力度還遠遠不夠，抹去的只不過是個零頭”，薛先生說，“我希望國家能多向那些大企業(yè)、特別是壟斷國企多收稅”。